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倡议创办《红旗》杂志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他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办刊物”，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的创办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后曾作为陈伯达的另一篇文章《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附录的形式，发表在1959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上。陈在讲话中主要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他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以后在《红旗》发表的《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一文，是对此次过于偏激的讲话的一个纠正。这可以说是一个迟到的纠正，而且足足迟到了一年多，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铸成，其政治使命已经完成。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后于1958年4月2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另外，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23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办刊物，只要方向不错，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6篇就够了。总之，10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现英雄豪杰的。”“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闿、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不难看出他倡议办刊物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想压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他们争夺理论阵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水平，解放他们的思想，以便使他们能够放手大胆地支持毛泽东即将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他用“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等论断，来鼓舞士气，告诫与会者没有必要怕教授，因为虽然他们学问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像办刊物一样，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了。
毛泽东提出创办刊物，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将《红旗》作为中国对外宣传其政策和理论的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早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就曾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开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作过如下指示：“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要办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倡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毛泽东要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创办共同刊物的问题，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表示了他的担心。回国之前，他特意向毛泽东告别，并提出了他的担忧。毛泽东对他说：“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要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1957年11月20日晚，毛泽东准备启程回国。在去飞机场的途中，他与同坐一辆车的赫鲁晓夫又谈了这个问题。对此，吴冷西在其《十年论战》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两位领导人的谈话。他写道：“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在昨天跟哥穆尔卡谈话时讲到，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效果都不好。他说，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赫鲁晓夫当时也表示同意。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以后，不要成为互相争论的刊物。赫鲁晓夫说，完全赞成，完全赞成。”
    
    1958年1月31日，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关于出版共同刊物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许多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性刊物的建议。当时约定，愿意参加出版杂志的各国党，在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准备工作以后，即着手实现这个建议。苏共中央认为，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需要了解哪些党打算参加出版这个理论刊物，并且就出版这个刊物有关的具体问题开始交换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它不应当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它将从事宣传、研究马列主义问题，并且是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的国际讲坛。1957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将是这个杂志的基础。”
    
    2月27日，毛泽东给苏共中央发了一封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电报，作为对赫鲁晓夫信的答复。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也同意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关于刊物的基本原则和出版经费的分担办法。”“中共中央准备派出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同志出席将于3月7日～8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创办杂志的各党的代表会议。”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中国版，是在王稼祥的领导下主办的；派到布拉格的中国党的代表是赵毅敏。1958年8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比《红旗》杂志创刊晚两个月。中共参与这一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出版，一方面可以通过它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论观点通过它发表出来，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交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是中共在国际上的窗口，而《红旗》则是中共在国内的喉舌。一个是中共部分的国际性理论刊物，一个是中共党内的理论刊物，两者遥相呼应，将毛泽东思想以理论经验的形式宣传出去，又将国际共运的动态引进来作为参考，真可谓是珠联璧合。但是，中苏公开论战期间，中共于1964年宣布退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对此，毛泽东后来认为，过早地退出这个国际组织，这是在党的七大以后，我党所犯的第三个历史性的错误。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在《红旗》筹备出版期间，亲自参加了许多相关的事宜。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他高度赞扬了《红旗》发刊词，亲笔为《红旗》题写了刊头，而且还亲自拟定了《红旗》第一任编委名单。
    
    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另外，毛泽东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还写了“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及有一幅“比较从容”的字样，以供陈伯达考虑。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从以上的种种细节中，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的重视程度。
    
    《红旗》编委会的阵营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对于这个编委名单，李锐曾提到：“开初拟定的召集人名单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业务甚忙，后来也就没有列我的名字。”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所有的“笔杆子”，而且从编委名单安排上，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拟定这份名单时的仔细酌量。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还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